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作者:詹丹
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,出现了三处观点句,即:
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哉
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
夫忧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对此,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,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,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:
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,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,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,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,在当时历史条件下,有其进步意义。
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,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,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,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,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,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不过,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,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,但更重要的,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:
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: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,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,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,所谓“人事”,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即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,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,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,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,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从逻辑分类看,后两处的观点,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,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,虽曰天命,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,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,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,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,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,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,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,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,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,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,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,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,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:
然得之孔劳,失之何速?岂不以骄于骤胜,逸于居安,忘栉沫之艰难,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,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,激六师之愤怨;征搜舆赋,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,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,未或不亡,矧咸有之,不亡何待!
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,所谓“咸有之”,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,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,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,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:
同光三年夏,霖雨不止,大水害民田,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,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:“臣见长安全盛时,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:“吾富有天下,岂不能作一楼?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,常为租庸惜财用,陛下虽欲有作,其可得乎?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: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,虽祁寒盛暑,被甲跨马,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,荫广厦,不胜其热,何也?”崇韬对曰: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,今以一身为意,艰难逸豫,为虑不同,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,常如河上,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,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:“崇韬之第,无异皇居,安知陛下之热!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在这里,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,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,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,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,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,胡三省加注感叹说:“郭崇韬之言,其指明居养之移人,可谓婉切,其如帝不听何!”
此外,观点句中,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,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,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,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,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,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,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,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,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,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,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,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,这第三处的观点句,就是微观了(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,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)。
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,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,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,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,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,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,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,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,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,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,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,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,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,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,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,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,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,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,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,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,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,可以借助自然灾害,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,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,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,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,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,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,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,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,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(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)得到理解,成为一种规律时,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,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,不断重蹈覆辙时,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,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,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:“呜呼!”
(作者单位: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)
光明文化周末:泥墙小院记******
作者:梁衡
在大城市里住了50年的高楼,忽然怀念起当年在县城里住过的那个平房小院了。
河套农村通常是没有院子的,平地起房,门前堆放些生产、生活用品,就是一个家。苏东坡云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这里有间房子就是家。大约是因为原住民少,住户都是上几辈从内地走西口过来的,而最早的走西口是春去秋来,搭个窝棚,收几斗粮食就往回走。后来逐渐有人定居,但仍是流动性很大,向无砖墙瓦房。我在农村劳动时住的土房子,开门就是公路、农田,一片白云映蓝天,八百里河套在眼前。
后来到县城工作,有了机关宿舍。但也不过是在城边空地上修几排平房,不像北京的那种机关大院、部队大院。其善后的细节还得靠住户自己去完成,而我分到的房子又是最西边的一间,紧靠大路,总得有个短墙来遮挡一下吧。
河套农村盖房基本不用砖,这里是千万年来形成的黄河冲积平原,最不缺的就是黄土。秋后庄稼收罢,选一块平整的土地漫上水,待水渗进土还未干时,用石磙子将地碾平压瓷实了。再用一把齐头大铁锹如切豆腐一般,一脚踏下翻起一块湿土立于平地,横成行,竖成列,如士兵列队一般。秋阳融融,天高气爽,土块慢慢变干,这就是起墙盖房的基本材料,当地名“坷垃”,有俗语“坷垃碴墙墙不倒,光棍跳墙狗不咬”。我们住的机关宿舍也是用坷垃垒成的,只不过多了几层青砖垫底。
怎么修院墙,这倒难不住我们。常言道:“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。”我们这一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五届大学生,本来就是有难共当,有事帮忙的。朋友圈子里有一位叫杜逵,比我大八岁,早分配来几年,人地两熟,是我们这几个城市学生娃“荒野求生”的主心骨,大家都叫他老杜。老杜虎背熊腰,孔武粗壮,在农村长大,放羊割草打兔子,无所不能,在大学运动会上还拿过十项全能第一名。他极有趣,用方言讲故事,笑得你眼泪直流,而要讲起山村鬼故事,又让你毛骨悚然,夜晚不敢出门。老杜很热心,新房善后这样的事自然是不请自到。我们从河边拉回了一车土,七手八脚浇水和泥,自制了一批土坯,晒干后垒了墙,还留出一个缺口,用废木条钉了一个篱笆门。靠南墙根又盖了“凉房”(土冰箱),北窗下垒了“炭仓”(当地烧大块煤,不说“煤”而曰“炭”)。晨昏出入,鸟鸣雀噪,居然也有了家的味道。
虽然有了工作,却专业不对口,不免胸中郁闷,人闲岁月长。垒墙的成功倒勾起了我对泥瓦活的兴趣。碰巧,看到一本推广农村节柴灶的小册子,便又动了改灶的念头。虽然是干部宿舍,但还是农村的格局,一盘东西大炕占了半间房,算是卧室,隔墙厨房一个大灶一口大锅,烧开水及做饭菜,蒸、煮、炒、炸、烙都是它。传统老灶,火苗一着就被吸入炕洞,热利用率很低。我就参照小册子找来一个废脸盆,去底坐于火上,成夹层炉膛。兵法云:“围三缺一。”在盆的左、右、后三处各开一个洞,逼着火苗反向舔锅底一圈后再从夹层里抽走。这即小学自然课上学过的水管锅炉原理。新灶盘成后,加一铲煤,火焰呼呼作响,烧开一锅水节省一小半时间,一炮打响。我不禁大喜,就如瓦特发明了蒸汽机。
我忙邀圈里的朋友来家吃饭,醉翁之意不在酒,而在炫耀我的发明。厨房新改灶,门外新垒墙,在那个吃饭要粮票、穿衣要布票、学非所用的年代,这点新玩意足可以让人快乐好几天。当时又正逢大家结婚成家的年龄,我就常被请去给新房改灶,沾沾自喜,风光一时。干活时一般是新郎打下手,手上忙,嘴上也不能闲着,谈论最多的自然是新人们的恋爱故事。那时讲成分,说出身,大学生社会地位低,虎落平阳,在县城里找个对象都不容易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,新郎本科中文系毕业,却找了一个初中文化的县妇联主任。现在看来很不般配,但新郎说:“就这,她还通过县委组织部调阅了爷的档案,把我的三代出身都查了个遍。”我打趣说:“你走西口,落魄于此,居然抱得一个妇联主任归,该知足了!”
当然,小日子的全部绝不止于垒墙盘灶,最重要的还是学会怎么吃。塞外冬长,土豆、白菜吃半年。在村里劳动时,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吃的第一口新菜是七月十五日摘的西葫芦。这在北京已是盛夏,而西葫芦也应该算是秋菜了。冬储菜的品种很单调,主要是土豆、白菜。地上挖一深窖,放入其中,窖口覆以厚稻草和棉门帘。而腌菜则主要用白菜、雪里蕻。办法也很粗放,将白菜去外帮整棵码入水缸中,一层菜一层盐,讲究用大粒盐而不得用粉状盐。我至今也不明白,盐的化学成分一样,为什么还要挑特定的外形。我怀疑就像鲁迅在《父亲的病》里说的,蟋蟀必须是原配,似乎昆虫要贞洁才能配药,这盐也要不失童贞。雪里蕻则要多一道工序,洗净控干水,放在洗衣板上用盐粒揉搓后,再码入缸中。到后来,又兴起一种盐水腌西红柿。专拣秋后霜打已经不可能再熟的绿西红柿(名“拔蔓子果”,意即最后一茬,连果带蔓子一起拔了)腌,为的是便宜。那时市面上已经有了防腐剂,放入一小包半年不坏,青翠可人,很受欢迎。现在知道这如同毒药,绿的生西红柿、防腐剂对人体都有害,可当时是一种穷快乐。秋风送爽,挖窖腌菜真忙,颇有点“深挖洞,广积粮”的气派。到隆冬季节就少出门了,三五好友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?
转眼冬去春来,院子里残雪渐存无几,柳梢也染上了一抹新绿。一天我正隔着玻璃窗伏案写稿,突然院子里传来一声呼叫:“小梁,不好了,你的院墙要倒!”我赶忙掷笔出门,说话的正是老杜。只见他沿着墙来回走动,一边还用手摩挲着墙面。在两墙相接的直角处,西墙向外倾斜,裂开一条上宽下窄的大缝,犬牙交错,足可探进一个拳头。我头皮发麻,惊出一身冷汗,这要是倒塌了,不但前功尽弃,还可能砸着行人。老杜直摸着脑袋说:“咋就给爷出了这档子事?”满脸的遗憾。一会儿又安慰我:“不咋,大不了到秋天推倒重来。”我说:“先看几天,实在不行,又得辛苦你。”
这样大约有一周时间,我每天一起床就抬头看窗外,外出回来也先摸摸这墙。就这样日出日落,就像朱自清说的,看着日光每天“伶伶俐俐”地跨过短墙,像做错了什么事慌慌地逃去。裂缝却还在加大。终于我有了一个大发现,罪魁就是这“伶伶俐俐”的日光。我房子的前面还有一排房,挡着短墙的东面,晒不上太阳,而西边是一条空阔的大道,西晒的阳光可以照到短墙西面的墙根,冻土渐渐变软,墙就向西倾斜了。我立即跑去找老杜他们,报告这个重大发现。大家即刻来到现场会诊,多数人认为应立即拆掉,以绝隐患。我却认为既然是受热不匀惹的祸,何不吃点偏饭,沿东面的墙基开一道沟挖去冻土,让热气直接软化墙根。众人哄笑:“快不要给爷瞎想了,这是一堵上千斤重的墙,又不是一根随风摆的墙头草。”我说:“试试看,也许它还能自己摆回来。你们先留着力气,试验失败,秋天干活不迟。”我找来一把铁镐,沿东面的墙根小心地开了一条一尺宽的浅沟,又在墙头立了一根垂直的木棍,好作参照观测墙倾角的变化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三五天后那墙竟开始向东一丝一丝地扳回,而且随着天气一天天变暖,那墙回心转意的速度也日渐加快,眼看就要破镜重圆。我每天用铁铲小心清除沟内已软化的冻土,好让温暖的空气能直接亲吻冰凉的墙脚。大约过了半个月,那斜墙不但回归正位,连直角处龇咧着的土坷垃,竟也一块一块严丝合缝地重新咬合在一起。我大奇,谁道命运不由己?门口斜墙尚能直!今天晚上一定要用我的风火灶炖一锅酸菜猪肉粉条,和朋友来一场庆功宴。墙歪自正,一时成了我们这个小区的新闻,常有人驻足或专门跑来观看。直到半个世纪后,当时住在我前排的田聪明已是新华社社长,我们在京城又同住一个院子,他一见面就谈起这件往事。
在那些穷而平淡的日子里,难得抓住这个快乐的小尾巴,常作为茶余闲话,当然也少不了起哄。有的说:“你这个文科生,无师自通,投错了胎,该去学工。”有的说:“你京城修道,又沙漠里练功。你这身武功可以出国去承包比萨斜塔的扶正了。”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出国到意大利,还真的专门去看了一回比萨斜塔。塔因太斜,已不许游人靠近,我在暮色苍茫中遥望塔影,想现代科技已经能平移一座大楼,能定向爆破一百多米高的烟囱,就不能定向注水,扳回这位固执的斜塔老人?
人的命运就像飞鸟嘴里的一粒种子,不知会跌落何处,又怎样生根发芽。现在想起来,“文革”中我们被迫走西口,塞外安家,修墙改灶,就像小孩子过家家。教育学上说,童年的游戏就是学习,而游戏是无所谓目的的。我们在塞外六年,正好度过了一个社会人的童年,正是这些不经意的游戏,给我带来了童年的欢乐。多年后,我这个文科生真的写了一本畅销书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。难道这本书的胚芽早已埋在那堵斜墙和那个新灶的火苗里?
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。
《光明日报》( 2023年01月06日 15版)